摘要：汉代的厚葬之风成就了西汉的陪葬文化，马佣便是其中比较精美的动物雕塑。从目前出土的汉代马佣来看，其造型具有具象与写意两种:具象的马佣沿袭了秦兵马佣的写实风格，写意的马佣则是在具象基础上进行了夸张、变形处理。其实，写意的马佣更重视精神内涵的表达，写意马佣更多地表达了汉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

        关键词:汉代马佣、造型特征、表现形式、艺术意蕴

        从文化意义上讲，汉代是一个继承儒学而变异为黄老学说视死如生重孝廉的儒学年代，孝道成为了人们仕途升迁社会道德和人格评价的标准。因此形成的厚葬风气成就了两汉特有且精美的陪葬文化，马俑便是其陪葬品中比较精美的动物雕塑。在中国古代风俗中有把马看成走天人地通神灵吉祥神物的说法。《白虎通·封侯》曰:“马， 阳物”。《左传》曰:“凡马， 日中而生，日没而人”。这不仅指的是马的生活习性，而喻“马” 是阳物，“亦有天马” 之誉，马在人们的社会生存状态中有重要的地位和象征意义。不过，这种依存原始思维方式的神话形态不可避免地在历史的传承中产生意识与功能的变异，更注重了功能和马自身的意义。但作为“阳物”和“地精”双重身份的马因有阴阳合功的喻指而备受器重。同时，因汉代经济文化的繁荣，马作为富有而又权威的一种象征备受推崇，加之汉武帝有爱马的癖好，还有众多达官显贵的追捧，因此，留下了永垂不朽的马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品能够保存至今也得益于汉代厚葬文化的发展和孝廉的儒家思想。汉代人视死如生的生死观也成就了陪葬马俑的壮美于相应的数量。

        从目前出土的汉代陶制马俑的造型特征上看，可以归纳为一种具象特征的两种表现形式的马俑。一是沿袭秦兵马俑形式的写实俑，二是在具象基础上夸张形体形象略有变形的马俑。但在汉代无论是哪种造型的马俑均表现了成熟的造型理念和较高的艺术技巧。这些马俑的材质多为陶与青铜材料，大型的马多见石雕，小型石雕的汉马比较少见。陶制马俑是两汉墓室陪葬的主要艺术品，但体量明显小于秦代马俑。从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大量武士俑和陶马可以看出体量和形象上的明显差别，但却反映了汉代视死如生死后要享受生时条件的理念。大量的陶俑制品代表着基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同时，也有灵魂不死和马通天地、通神灵而造福于故人的寓意。有活着的人对故去者永享人间幸福的心灵祝愿和精神寄托，并且成为汉代孝廉文化的形象代表和视死如生文化理念的延续和光大。从出土的西汉早期马俑看，仍然借鉴并沿袭着秦代马的造型风格。1981年出土于茂陵东侧西汉无名墓的鎏金铜马则属于秦马形式的作品，虽略有改变，但具有秦代马的造型特征。马的整体比例合理，结构关系明确，头部造型精到。口、眼、嘴、鼻表现了生活原型马的比例与结构。竖起的耳朵、圆睁的眼睛和发达壮硕的前胸和臀部肌肉，有力地说明了汉代艺人对马骨骼与肌肉了解的深刻程度。但是，这件作品也没有刻意照抄生活原型马的自然状态，而是较概括地弱化了马生长结构中的细微变化，简约了马的大外形形状。马鬃修理得十分整齐，看得出马有十分好的生存条件。尾部星方形而自然弯曲，形态十分有力，很好地表现了马的动感和稳健的姿态，整体造型清秀而更显精神。作者十分巧妙地弱化了自然结构中局部的体积形态，在结构中运用了类似线结构的处理方法，浅雕出结构的走向和线的速度。并且概括了马的胸、腿部肌肉的体积结构，使之更流畅，很好地表现了马的爆发力。196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墓中“马踏飞燕”的铜制作品，其艺术感染力和生动的形态不亚于任何时代表现马的艺术作品。这件作品的外形形式是开放式的，与秦和西汉早年马俑闭合的造型方法有较大的差别。若把马头马尾和奔跑着的四条马腿的最外点联系起来，就是一个圆的形式，代表着滚动和生生不息的寓意。形体的曲线很好地塑造了马在奔跑时的姿态、速度和力量。马头部形象十分完美，张开的嘴和鼻孔形象地说明了马奔跑时所消耗的能量，寓意着马的速度可以与脚下的飞燕相媲美。作者+分睿智地把马头部的一簇鬃发和尾巴向后飘起增强了作品的动感和如风速一般快捷的蕴喻。马的躯干部分圆浑有力，充实饱满，像是有用不完的体能可与飞燕较量，其铸造工艺亦十分讲究和精美。虽然东汉时期铜铸手工业不如西汉发达，铜器的制造已由艺术品向日用物品转型。作为贵族们享用的铜制品已由金银器物代替了一部分，铜已作为铸钱业使用。但仍可从“马踏飞燕”中欣赏到技术与材料的完美统和艺术家超凡的想象力。 从以上两件马俑可以看出秦代马和汉代马在马头处理上的差别，与秦马相比，汉代马更注重马的精神与神气的传达，而秦代马的头部则是对原型马自然形态的幕写。从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出土的陶马俑的整体情况看，受秦代马造型风格的影响较大，只是马的形体与秦马相比较清瘦些。但在汉代马俑中有一类是具有表现风格的马俑，与写实风格的马俑有明显的不同，它将人的因素和人的内聚力体现在马的形象上，以马的形象传达人的精神追求。艺术家在马头部形体的眼、鼻、嘴处和躯干部分做了理性的夸张，使作品更强烈。这种具有夸张类型的汉代马俑带有明显的情感情绪，能给予我们更宽广更自由的想象空间，我们熟知的霍去病墓前的战马当属这类作品。 类似这种表现风格的马多出土于中原的河南、山东、江苏一带，其造型古拙，形体概括，方整憨实，浑厚有力，与写实的自然主义马俑相比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马俑的视觉张力体现在马基本大形所具有的团块感的体积形态上，可称为写意型的马俑。笔者曾在山东菏泽见过多尊这种类型汉马俑的陶制品，其生动性令人赞叹。这些汉马俑的外形十分概括，躯干、四肢基本上没有具体的刻画结构起伏，且通体浑厚方整，重量感抢眼、转折明确，大气敦实异常耐看。马头的基本大形简洁流畅整体而挺拔、方中见圆。两腮结构的方形转折处有有圆的过渡，显现了力量和厚实。鼻梁平直而有棱角，微张的鼻孔圆满充实，方厚且圆浑的下唇十分硬朗地表现了马的特征和嘶鸣的力度。耳朵显得异常厚实，让人感觉到它可以扑捉到空气中任何声音的变化，厚实中透着机敏，马头部给人以大度英俊的视觉感受。而脖子条状有力的肌肉楔接在方圆有度结实饱满的躯干上，使形体的整体感更充实。肚子圆浑扩张，方中透圆、规整壮硕的马屁股像炸弹一样具有内在的威力。挺拔、坚实、结构硬朗明确有力的腿部可以让人联想起飞奔时的速度和力量，且具有英雄般的豪气。特别是对马眼睛的处理，应该说是十分睿智与高明的。作者并没有着意刻画马眼睛真实的形体结构，没有再现马眼的自然形状，而是有意混沌了眼的结构关系和形体变化，别具匠心地雕出了马眼圆丘状的基本体积起伏，弱化了眼球具体细部的刻画，强调了眼的感觉和眼在马头的位置，使圆丘状的眼睛与眼眶、下颌、 面额骨骼的方形转折形成了有力的对比，使马头部形象既有真实生动的视觉信息，又有不同于写实马的表现方法来呼应于马的整体形象，增强了马俑整体的艺术渲染力，在具体形体相对模糊中传达着马的内在精神。用骨骼的结构关系在方厚的转折与圆润的对比中去感受写意汉马俑的美感魅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爆发力，体味汉代艺术沉稳博大雄浑的艺术表现力和视觉张力。这类作品是把表现马俑视觉形象的生动性和精神内涵作为艺术的追求目标。从出土的汉代马俑看，汉代马俑的艺术表现形式大体上是闭合式的，表现奔跑动作的马俑作品则很少见。但由于地域的变化从马的形制、体量和具体的表现方法上却有不小的差别。中原的汉陶马给人是浑厚质朴的感觉,而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出土的汉陶马略感消瘦一些，特别是马头部分差别较明显。两种形式均在艺术处理上较好地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区域艺术语言的变化，材质上也有不同。山东带的汉代陶马灰陶居多，少见红陶，而河北带则出土了一些红陶的马俑。山东汉陶马素面较少，多施以彩绘，以白、红、赭、蓝、绿、紫等颜色来表现马的颜色与装饰纹样，彩绘图案以马的装具和骑乘时的用品为主，以马的结构为依据来描绘图案的形式和色彩。图案简洁明了，突出马的真实功能，使马的整体感觉豪华而生动。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和粉彩的缘故，出土的陶马大多色彩脱落，但生动的形象和色彩却鲜明地体现着汉代大美的审美情趣和汉文化的造型理念。虽然不同地城的汉陶马有些形体和表现形式上的差异，却更加明确地体现了造型方法、造型形式的多样性和生动性。不难看出汉代马俑把具象表现成为一种传达精神与审美理想的手段，马自身的生长结构只是艺术方法中的符号而为其所用。但马的基本形态也制约着表现方法，因而对汉代马俑的评价仍然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不过，通常评价具象作品因为标准的差别会造成结果的不同，往往更注重艺术作品的具象程度，注意作品表现自然属性的深人程度。不太注意作品的精神内涵，或者说是作品艺术意蕴的方法。不太注意去解构形成作品的各种精神与文化元素，不会主动地去理解作品的情感表达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因此，很重要的艺术语言和视觉规律如节奏、对比、形式与张力等往往被忽略了，留下的是表象的躯壳和概念化的标准,其实，艺术始终是在探索中建立一种秩序，一种强与弱、简与繁、虚与实、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秩序。然而远在汉代马俑的形象中已蕴涵着这些艺术的信息元素，包含着人类对生命、生存、形象、形式、归纳、概括、传承与创新、个性与共性、文明与愚昧、精神与现实等与人相关的生存需要。其实写意的马亦是具象的马，而非写实的。那些憋态可掬的形象和夸张有度的造型，似有些木讷的神情其艺术感染力与写实的马俑相比而毫不逊色，只是在体现精神与文化内涵的层面上，写意的马俑更能含蓄地表达汉代大美的艺术风格和深沉的文化内涵。

马踏飞燕

        笔者用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的一段话结束对汉代马俑艺术特征的讨论。他是这样说的:“每一件艺术品，都必然表现某种东西。这就是说，任何一件作品的内容，都必须超出作品包含的个别物品的表象。”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或思辨，作品表象的形式存在不是表现的目的。艺术作品应当穿越表象形式告诉观众更多属于艺术语言的话语，艺术让人们明白这样一个认知方法艺术是最简要、 最真实的道理与最深刻最直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