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人物俑造型概括、流畅，在真实和意象中追寻三维形状的意象结果，有着审美与理念的较强反差，很好地表现了汉代大美的造型内涵及汉文化的自信心。作为汉代视死如生理念的象征祭品，其意象形态又明确地表现了汉代的人文精神，寄喻着生生不息的人生理想。

        关键词:汉代、陶制人物俑、造型、意象精神

        两汉时期的陶制人物俑是十分生动的，虽然其具象程度与秦代兵马俑相比有些差异，但绝不逊色于秦兵马俑的艺术表现力。汉代人物俑的概括、流畅和汉代大美的审美观念铸成了汉代人物俑的形象特征。当我们今天看到汉人物俑的时候，会为其特有的艺术精神感动，被那些含蓄意象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方法所折服。

        不过，要分析陶制汉俑的造型内涵还需从汉代的厚葬风俗说起。两汉时期葬制汉文化中对孝、廉、忠、义的追捧和重视，相当讲究，厚葬之风越演越烈，成为仕途、仁德、人品的行为标准，客观上促进了造型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众多精美的陶制人物俑、动物俑作为汉代视死如生理念最好的象征祭品，幸留给后人大批精美的艺术品和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从目前出土的情况看，汉人物俑的造型是具象写意的。但秦代兵马俑几乎是以现实人物为蓝本的摹仿，汉代的人物俑在体量大小和写实程度上有别于秦兵马俑，其艺术性和制作的精美程度则难分高下。如果说秦兵马俑的生动来源于庞大的阵容和真人般真实性的话，那么汉代的人物俑则是表现文化意象精神的骄傲者。汉代人物俑的体量并不大，其类型多为站立、跪姿、骑马、游戏等形式的具象人物。除去游戏、说唱、骑马是开放式的造型结构外，立俑多为闭合式的，形象中庸而沉静。汉代人物俑主要表现了现实生活的人文状态，故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是汉代人类生活生产的形象再现。汉人物俑是汉代服饰文化最直观的表现。长袍的衣服被概括为鱼尾形的外形结构，表现了稳定娴静的人物心态。从侧面看，头部微低，下垂的双手交又起来，与宽大的衣袖形成了多与少，大与小的对比。微晓的臀部和微曲的双膝强化了人体曲线的节奏感，使人物动中有静从而生动起来。人物整体流畅规整，很好地表现了汉代大美的造型内涵和意象精神。人物头部与人体大约为1:6的身长，较正确地反映了东方人的形体比例关系。双肩是圆润概括的，衣服在胳膊的转折处有条状的衣纹起伏，其他地方则是平整的，充分表现了汉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汉文化中博大的心胸和艺术家们的时代责任心。虽然汉代人物俑的意象形式很容易让人们与具象写实人物类比而产生某种非议，但汉人物俑的意象形态却明确地表现了汉代人文精神。

        从汉代人物俑意象形象的特征中，更能判断汉代人文环境和因此形成的艺术观念及社会的接受水平。从形式上讲，汉人物形象塑造单纯，大的结构起伏清晰流畅，强调整体的力度与节奏，具象但写意。汉俑有大圆则方的表现形式，这与汉代动物俑的表现方法是一致与协调的。圆浑的形体形式体现了汉文化的包容和团结一致的精神。 人物脸部的塑造是相对模糊的，眼与鼻的交代也很含蓄。既可以看出其生长结构的形状，又不拘泥于自然生长状态的真实性，有诗意般的朦胧，似在歌颂和赞美人的内在精神和心态。这种意象形象的表现手段似在提醒人们艺术的真实才是表现生活内在的动力。虽然生活的真实是母体，但生活与生存的生命力需要艺术的激活来圆满人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汉代儒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体现了某些实用效果的变异，但其君臣父子的礼数以及在这个社会形态中所奠定的社会约定没有变化。毕竟汉人物俑所能代表的文化形态和象征性是在汉代文化大环境中的行为，不可能改变汉代文化和社会理念这种意识形态的制约，其意象的形象充分表达着汉代儒家文化中庸和谐的文化向度。就此而言，汉代艺术家们的文化心态是沉稳放松的，汉代人物俑蕴涵着一种意识和责任,每尊陶俑被赋予着生命的寄托，承载着汉代人幸福观、生死观的文化认同。

        其实，在艺术的语言形式中，以某种形式去判定某一艺术形式的高下是不合适的。若以汉人物俑作为媒介去评价艺术作品时可否这样认为:当艺术作品展现给公众那一刻起所给予观众的直觉刺激同样是仁智有别的。汉代人物俑在具象表现中所赋予形象的时代意喻是靠形象的表现形式再现的。就像本文前一段所说的那样，含蓄的作品中所反映的审美心境应当不是自然，表示着人内在精神的感觉外溢。与写实的秦俑头部相比，汉人物俑有着审美与理念的较强反差，并在真实和意象中追寻三维形状的意象结果。因此，剪影式的外形结构更能暗示人物的内在精神，或者说意象的造型方式能使形象更具想象空间，便于探究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和实验性。就此而言，意象的方式的形象所传达的内容和外形形状的表现力会坚守属于精神范畴的视觉方式。

        汉代人物俑的意象情境在汉画像艺术里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只是平面语言和体积形状所给予观众的视觉选择是各有所长的，是存在于意识形态的碰撞，也就难免有说三道四的结果。由此看，仅凭直觉去推理意象的意义往往与意象表现者的本意不符。而笔者仍认为从汉代人物俑这类意象形象中所感受到的美应当是人之共识。若将汉人物俑的意象形态作为一种形象暗示去理解，而不将意象形状构成一个整体时， 所表达的效果和所传达的精神也应当是-致的，二者是通过形象和形式因素的表现方式去传达的。只是在汉代造型方式的表现中，具象形象的意象精神统治着艺术的语言方式，成就了汉代艺术的外在方法。不容否认的是，汉人物俑的意象表现带给汉代艺术的魅力是极具活力的，并不是得益于对人物真实性的细致刻画。是在着意的归纳概括人物那种静穆的精神，从中让观众感觉力量，去体味力量，感受文化和历史的恢弘。

        汉人物佣的曲线是柔美的，流畅的外型暗指着中国哲学中大圆则方的道理，寄喻着生生不息的人生理想，是汉代视死如生人文观念的延续和光大。只是随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前进，意象精神的艺术被社会生存的现状干扰着。繁复，似乎成为一种被认为的精致，淡化了意象的内在方法，最本质的美感样式被肢解，把人的审美感觉引入到小的变化形式之中。汉代艺术以后小形象的趣味性罗列，小形象的堆积满足着闲暇空寞的审美口味，实在是-种遗憾。但汉代人物的单纯却不能说是简单，那种整体的视觉张力和人物整体结构的韵味打动着人的审美神经，让人们在视觉归纳中体味人的精神存在。不过，汉代人物的体量都比较小，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的大批人物俑基本上代表着中原汉俑的外形外貌，河南、山东亦如此，虽然有姿态上的变化，但无论站立，跪俑和骑马俑均无体量上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实用理念已普遍于生活百态，成为一种习俗和方式。实用的认同也使汉化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从汉代人物俑华丽的色彩服饰和其色彩的等级表现中亦可见汉代的富足了。同时，经济的发达表现在汉代的审美情趣上亦是生动的，这是因为社会的活力所致，是一个宽松的政治经济解放了人的思维所致。所以汉人物俑大都是涂彩的，脸部多施以粉色，嘴唇涂以朱砂红的颜色。衣服多以红、白、紫、蓝、黑色勾描出简单的图案，以表示力服的华丽并喻指死者身份，做到了整体而生动。多数人物俑用黑或者赭线勾出了眼睛和五官的形状，加上略有体积的眼丘、隆起的鼻头和微凸的嘴唇，人物娴静和安逸的神情表现得十分感人。艺术家们在线、色、体积的交织中发挥着意象表现方法，简洁而明快，楚楚动人。恰如其分地诉说着汉文化的大美观和生活生存相关联的理念，这种理念始终不渝贯穿于汉代人物俑整体意象的造型之中。而人物俑下摆的鱼尾状裙边和宽大下垂的衣袖还有流畅的发髻是汉代审美情感的形状外化。

        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结论汉代人物俑对佛教艺术有影响，但仍然可以感觉到西汉时期中原文化对东汉之后佛教艺术造型形式的触动。从中原佛像和藏传佛像艺术的视觉差异中会明显地感觉出其地域和微妙的形象差别。一是造型精神和理念上的，二是形象上的微差和对人物形体的处理方法上。其实，对中国具象人物俑较早期的分类最直观的就是秦汉时期，首先是秦的写实性追溯，真实地再现秦代的浩瀚。而含蓄的汉代俑却透出社会前进是现实主义的社会形态之功劳，使得国家国富民强，大汉得以发展起来。而精美的汉代人物俑不仅仅是艺术的辉煌，不仅仅是艺术家和评论家对文化传承上的认同和光大，而应看到生成艺术的社会构架。因儒家文化的弘扬，造就了汉文化含蓄、内敛却又生气勃勃的人文精神，塑造了汉代艺术的伟大。这不仅仅是表现在雕塑艺术上，而画像石艺术的成就在中国造型艺术史上依然是夺目的。虽然我们不可能对汉代人物陶俑做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定论，却不能不这样认为:从艺术的比较方法上在话语东西方雕塑艺术的优劣显然是幼稚和荒唐的，说汉代雕塑艺术所具有的艺术魅力被当代西方人所盛赞当不为过吧。其中对艺术精神和艺术品格的追求是当代东西方艺术人士应当仿效的，也是解决浮华、浮躁的心态和当今艺术商业化操作之弊病的良药。

        当此文结束的时候，对汉代艺术的研究和借鉴或许是刚刚开始。形象与精神，具象与意象，表现与抽象，现实与超现实等等一切与艺术和精神交织在一起的说道永远都是开始。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